章立凡

活动时间：2010年10月30日
活动地点：字里行间书吧
主题：中国的公民意识发展
嘉宾：章立凡
主持：财新传媒编辑 龙雪晴
嘉宾介绍:章立凡：近代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曾长期参与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撰稿。

活动介绍

　　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的民主改革于百年中跌宕前行。从最早的“公车上书”，到今日之微博盛行，演绎为一场场“永不落幕的新闻发布会”，公民意识与觉悟亦处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进程之中。民间和政府对话的方式也正在通过网络这个独特的窗口得以实现，网络民意起到的作用日益不容忽视。全民性的网络舆论监督甚至促进了很多事件的变化，乃至延伸至结果。
    中国的公民意识如何发端与培育，在这一艰苦的进程中，有哪些关键性的人物和里程碑式的事件可供借鉴，作为网络民意中积极的参与者、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者，特邀章立凡先生结合自身感受，以史为鉴，挖掘中国人特殊的国民性，回顾公民意识发展的坎坷历程，并对今后发展做出展望。
    2010年10月30日，财新网思享家荣幸地邀请到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先生与思享家网友谈中国的公民意识发展。财新传媒主编王烁亦到场参与网友互动。[详细]

回眸时代的里程碑

    “公车上书”发生在1895年，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危机日深、列强环饲的局面，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公民意识为之觉醒。那时候，“公民”这个词还没有出现。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这么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要求参与政治事务和表达他们的意见。实际看来，这批人不是“以天下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但是这部分人，都经历过中西文化的碰撞，从鸦片战争以后就逐渐形成了比传统士大夫更为开阔的视野。他们既有旧学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又有西方新学所带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法制观念，并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这应该算是中国人的意识的开始。从这以后，维新派走上了历史舞台。这些人对中国的宪政和公民意识的贡献非常之大，我个人认为，他们在思想界的地位甚至超过革命派。他们实际上是想建立规则的，不单纯地以破坏规则、推倒重来为方式。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有建设性的。这也是他们不同于革命派的一方面。像严复、梁启超这些人都是典型的代表。严复把穆勒的《论自由》的<群己权界论>译介过来,这是有关中国人意识里所没有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分的问题。穆勒认为，公民社会也好，市民社会也好,要在二者之间有一定的空间。公权讲权力的，私域讲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讲自由。二者之间有明显区别。
    梁启超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认为中国的历史上无公域和私域之分,国家对人民有权利而无义务,人民有义务无权利，经过几千年形成了今天的状况。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也谈到了西方中方的不同之处：中国是把国家放在第一位,是国家主义的思想体系；西方是把个人放在第一位。亨廷顿认为国家是由有权利和义务的个人所形成的。
    革命派与立宪派虽有争论，但也有共识，其争论主要体现在方法上：到底是用激烈的手段，还是用比较文明的手段来达到政治目标？这个目标，实际上都是要实现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我认为，后来无非就是改良和革命赛跑，大清国自己太不争气，革命跑在前头了。 慈禧和光绪驾崩以后，清政府组了一个皇族内阁，但大部分都是清贵皇族，最后时刻，统治者一般认为，只有自己的子弟最可靠。其实国外也有先例，日本战败之前最后一个内阁就是皇族内阁，欲以血缘来维系政权。实际上，这些贵族也希望立宪，也有一些懂得西方政治的少壮派，可是他们不懂如何来实施，往往轻重失据，最终清政府败在了铁路国有政策上，引爆了四川保路运动。湖北派兵镇压时，革命党相机而动，武昌起义爆发，大清也走向完结。

宪政之路

    辛亥革命胜利后，建都于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定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取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是一次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成立，确立共和制、未来的国家政府的组织形式，以及我们的国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可以说，这是结束帝制以后，中国社会达成的第一个社会契约。此后，北洋时期还有好几部宪法，例如袁世凯的《天坛宪法》、《曹锟宪法》。后来的国民政府时期也有几部，如训政时期的《临时宪法》，张君劢起草的《五五宪法》，1946年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但都不能算作是里程碑。
    抗战时期各党派在重庆发起的宪政运动可算是第三个里程碑。从大后方而言，具体而言，是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国民大会。这次运动在1939年和1944年，出现了两次高潮，中间有一个低潮。实际上，它促成了国民政府后来最终以张君劢的《五五宪草》为蓝本制定了中华民国的宪法。因为，国民党节节败退于共产党，旧法已不合时宜。实际上，这个宪法并没有实施。从文本来看，民国的各个宪法版本，基本都以美国宪法为蓝本的，贯穿了联邦制的思想。

草根阶层的崛起

    文革结束不久的1980年，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发端的“校园竞选”，掀起了了校园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在我看来，中国人对政治的热情，百年来一直是比较亢奋的。从孙中山主张民族革命，到接受苏俄的革命理念，同为革命党的国共，先后统治了中国一个世纪，一定程度上这也造成国人对政治的过度关心。健康的社会，老百姓不会过分关心政治。社会责任感与公民意识，在成熟的社会并不需要随时随地去上街游行来表达。正常途径下，可以通过选举民意代表等形式。
    西方人选议员，实际上和我们今天选董事会类似。你手里的股份，就是你的筹码和发言权。你的投票权利是和你的经济权益有关联的。这一套模式在西方人看来是顺理成章的，在我们看来则是奢侈的。我们应该想一想，他们在游戏的规则里沉湎，而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个牌局上下注，体现我们的意图。在法治社会，按照游戏规则进行博弈，是很正常的一个东西，也是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