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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活动

【思享家沙龙】当代中国文化病症与价值重建

活动时间:2012年9月22日
活动地点:上海 复旦大学
主题:当代中国文化病症与价值重建
主讲嘉宾:
刘 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教学与研究领域为西方思想史与政治哲学。
王德峰: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主要教授《哲学导论》与《艺术哲学》两门课程

活动介绍

    物质文明发达的今天,人类的劣根性表现为震荡、断裂、无序、失范等种种文化病症。无论是这个时代本身,还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的精神状态,都显得浅薄平庸、飘荡无根。当下,我们渴望一个思想开朗、生气勃勃的国度。那么,如何消解这个时代的文化病症?什么才是符合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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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我们不要指望通过发现一个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来进行“价值重建”,如果你求那个统一的标准答案你才能安身立命的话,你恰恰容易陷入虚无主义。

    价值重建的根本困难在于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的条件下,特别是在中国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进入所谓现代的条件下,我们对何为价值标准没有共同的意见,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刚才我讲到,每个时代都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哀叹,但是现代的问题是:我们不仅感叹道德实践达不到道德标准,而且我们对道德标准本身产生了怀疑。这里要区分两种情况:你有没有标准是一回事,你的实践是不是能达这个标准是另外一回事。
    整个现代道德的发展有一个失去价值根基的问题。传统社会的价值,前现代的道德尺度是有一个根本的依据的。这个根本依据都是来自某种超越性价值,在西方是基督教,或者是柏拉图讲的理念。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就是这种看不见的东西没有办法能让所有人信服。你说上帝代表了真,也许我不知道,你把上帝叫来在我面前看一看。你说有天道,但你怎么证明给我看?这是现代人的思维,这个实证的思维是经过现代性转变形成的。最重要是科学的发展。大家知道科学不仅带来好多现代科技产品,也造成了我们整个认知世界的改变。
    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应对这种困境的办法?我谈一些初步的想法。首先,许多人认为,价值重建意味着重建标准,而标准要有一个根基——ground或root。而现代性的危机就在于所谓“没有根基”(groundless,rootless)。但我认为,价值重建如果要致力与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的理想,那么这注定要失败。如果你人生理想要以这种绝对性为前提,那你最后还会陷入虚无主义。
    没有终极的标准答案会让人困扰,但这需要我们以成熟的心智来面对。那么我想,可以有一种新的成熟的观念。就是明白,企图通过理性彻底征服无知是另一种“不成熟状态”,这种幼稚的幻想可能不是出于“自负”,而是企图获得全知来达到绝对的确定性,以此克服对不确定性的恐惧。而人的成熟状态应该是直面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不抱有那种幻想,不去企图一劳永逸的总体解决问题,但不会因为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消极犬儒、随波逐流。勇敢地去面对,与这种不确定性共存,与人类生活的困境共存。人的生活,无论是共同体还是古人生活,都是无穷无尽地斗争,或者问题求解的过程。这不是因为我们高于古人,也不是因为我们是被遗弃的现代人。这是因为我们是人类,这是人类的境况,是human condition。也是人的生活精彩与尊严所在。换话一个现成的标准答案放在那里,那么容易找到,那么人生是无趣的,是不值得过。

王德峰:中国文化重建价值的根本前提首先在于两个划界: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之划界、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之划界。

    直到今天中国的人格养育不出来,当中缺少一个环节,从家族中走出来的个人进入团体,这个团体的缺失意味着今天这个社会的基本状况。今天经过改革开放30年这个社会转型带来的深刻的变化,经过这个变局之后,中国传统的交互关系在传统的经济市场中被打破了,甚至从核心家庭里面也被抛出来了。
    一个强者叫权利,还中国文化重建价值的根本前提首先在于两个划界: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之划界、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之划界。有一个强者叫资本,权利与资本联手攫取社会的资源。权利与资本联手,至于攫取还是开放你们自己讨论。假如拿了就走,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个叫攫取,它带来的社会的解体和倒退,究竟是什么,各位自己做判断。我自己的判断是中国社会处在解体的边缘,主体是保卫社会。中国在市场经济中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经济体系是什么体系,它的交往媒介就是货币,企业与企业之间交流对话、竞争唯一的媒介是什么?货币。这个经济体系媒介叫货币,还有一个政治体系,它的媒介是什么?权利。它交往的媒介叫权利,如果这个权利不以权利的方式,以货币跟它结合的方式那还了得。所以权利与资本要分离。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生活重建社会,重建我们文化价值主题是什么,我把它表达为当代中国个人道德主体性的树立,这个道德主体性不可能在经济主体性树立,就在日常生活中树立,叫民间社会。我们将来的独立的树立既不在宗教的基础上,也不在理性的需求上,在性灵的基础上。王阳明讲的是生命情感突然的呈现,那是感悟,人就是伦理道德的人,给予他人,给予所有的物,它既是独立的人格,又是天道的体现者。

    精彩问答
    问:现在缺少有不同价值标准的人,那像普世价值是不是一种价值标准,而价值标准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是最为迫切的价值标准?
    刘擎:现在对普世价值的讨论可能完全走在歧途上。普世价值存在吗?如果存在的话,我自己不知道或不相信,那这能称作是普世价值吗。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所谓价值实在论的问题。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普世的价值,有这样一个东西,它实在,它像桌子在这里是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会发现它。但还有一种是比较历史主义的说法,说价值并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像柏拉图理念一样的东西,而是说价值是在人们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理想,是文化建构起来的。有些人是希望用普世价值来批判中国的现实,但普世价值如果要以“价值实在论”为依据那是自找麻烦,因为价值实在论本身就是高度争议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不能换一种提问方式,为什么一定要依靠形而上的思想力量来讨论实践问题?我觉得更恰当的提问方式是,对于任何一种价值,在我们生活实践中有没有被强烈地感受?比如说对人权的尊重,这到底是不是重要,我们先不管这是西方特有的观念还是普世的价值,你先要问问自己:你觉得人对待人需不需要尊重基本权利?所以我们认为,对于普世价值的理论争论对解决中国的文化病症不是最紧迫的问题,因为我们实际上有这个标准,这种价值来自我们自己的生命实践,因此对于现实的弊端完全可以建立一种内在有效的批判标准,至于这个价值标准是普遍实在的价值的反映,还是历史建构的产物,这是第二位的问题。
    问:很多父母也认为我的子女不抽烟,不打牌,没事抱着书看是很好的标准,但是这个母亲就是我们近10年发生杀人档案冷血杀手周克华的母亲,这个冷血杀手的家人反过来是这样来看他的,反应到家庭的教育,或者社会的教育,或者社会教化出了很大的问题,才会出现在普通人,或者在你的身边的人,你看来他应该是一个没有太大问题的人,但他却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从一个现象看这个观念的角度能够来分析一下是不是一种悲哀,到底是文化还是价值上一个怎么样的变化才会产生社会畸形儿在满世界走?
    王德峰:他为什么要杀人?甚至杀不相干的人,根源要寻找,就要问他为什么会仇视社会,他对自己的生活是怎么评价的,对这个社会怎么评价的,他自己的生命意义在哪里?他为什么缺失了对自己生命理想的消失,以至于把整个社会看成是他必须打击的事情。这件事情要寻找根源。周克华这个现象不是绝对个别的偶然,诸如此类的现象多次发生,我们现在不是为任何杀人犯做任何辩护,而是导致这种杀人的原因我们是否要诊断这个社会,所以它不那么简单。 如果我们在一个社会中不可能在这种社会次序和社会生活方式中发现自己生命意义目标的话,我们和这个社会是疏远的,甚至是压迫我们,我们在一个机器里生活,还是一个人的世界里生活这是一个问题所在,所以它牵扯到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刘擎:这个世界到处都有连环杀手,这个事情好像是人类的通病,但是人类的通病就不是病吗?这个说法的逻辑很荒谬。好像美国人做了坏事,发生了不好的现象,于是我们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可以原谅的。这实际上是在以美国为标准。我们要看一个社会的结构倾向,而不要只看个案。因为再健康的社会都会有偏执的反社会分子,而再坏的社会里面也会有好人。我不太倾向于用心理问题。我们要从积极的方面来考虑,就是让这个社会更具有接纳性。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拒绝社会决定论,要强调个人责任。因为像这样的案例,还有此前的药家鑫案子,就有媒体和记者做深入采访,你听他个人的故事是一本血泪史,他怎么被人家歧视、白眼,似乎不是他的问题,而只是社会的问题。那么,他个人有没有责任呢?在这里,我们要区分“原因”和“理由”这两个概念。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但这不意味着这件事情有正当的理由。人在现实处境的制约中总是可以有所不为,因为人的行动依据同时受到道德理由的影响。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行动的社会“原因”,而另一方面也要区别“原因”和“理由”。否则任何罪犯都是可以同情的,都可以被理解被宽恕。这是片面的决定论。